据新华社电 中国资深女外交官薛捍勤2010年6月29日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举行的国际法院法官选举中高票当选，从而成为这一权威国际司法机构中的首位中国籍女法官。
　　国际法院中国籍法官史久镛于今年5月28日辞职，法院席位出现空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于6月29日同时举行法官补缺选举，薛捍勤分别获安理会15票和联大150票支持，高票当选。
　　薛捍勤于2002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并于2010年当选为委员会第62届会议主席，成为该委员会历史上第一位女主席。2003年，薛捍勤出任中国驻荷兰王国大使，兼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2005年，她当选为布鲁塞尔国际法研究院院士，2008年起任中国驻东盟大使、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2009年被推选为亚洲国际法学会会长。。。。

在中国国际公法的发展历程中，民国时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承继了源自晚清的译介国际公法的学术薪火，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进一步将国际公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尝试。具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公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际公法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机构作为依托。研究机构对于学科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其在研究基础的积累、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程度的深入、研究成果的推广及研究力量的培养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绝非个人之力可比。迫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晚清时期国际公法虽有教育机构（如京师同文馆和其他新式学堂），【1。。。

不可否认，古代中国也曾有与今世之国际公法在功能上极为类似的盟约、使节及战争规则等。但更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当下所普遍接受的作为规则体系和学科建制的国际公法，是先在泰西文明的母体中孕育成形并渐次传入中国的。

关于中国与国际公法的早期接触，大致有五个事件值得关注：。。。

依据通说，自巴托鲁斯（bartolus）提出“法则区别说”起始，今人所谓之冲突法已经历近七百年之发展。时间是抽象无形的，人对于抽象无形的事物只能揣测而无法掌握，因此，冲突法的七百年必须透过一定的有形载体为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历史是时间的造型，使时间得以某种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冲突法七百年的感知和理解便凝结为所谓之“冲突法发达史”。就此意义而言，借由“冲突法发达史”来感知和理解冲突法是必要的。感谢前人的积累，他们为今人留下了蔚为丰富的冲突法史料，这才使得我们透过历史研究冲突法成为可能。

当下作为整体的中国法学大致都未脱离在“西方情结”主导下所引发的“主体性缺失”阶段。对此，我赞同这样的主张，即“我们必须运用反思和批判这项武器去终结我们参与其间的那个旧有的法学时代，并对我们有可能参与其间的真正的‘中国法学时代’做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智识贡献。”（邓正来）

但还须明确的是，“反思”只是努力的第一步，与“反思”同样关键的，还有“重思”问题。“反思”倾向于批评过去，“重思”则更侧重于想象未来。“批评过去和想象未来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两项研究，但决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研究。”而既然要“做。。。

迫于“救亡”的压力，中国已经很久不思考“天下”了。但从现在的形势看，“天下”问题不仅重新获得了被思考的可能，而且更加具有被思考的意义。

经由一百多年的努力后，虽然中国还未成为一等强国，甚至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但至少已经完成了“救亡”的目标，并且“正在经历从一个‘小国’变成‘大国’的过程”。当然，中国通过“和平崛起”而展望的“大国”之梦，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世界工厂”式的“物质生产大国”，也不应该仅仅是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起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大国”，而更应该同时是对世界知识体系构建具有原创性贡献的“知识生产大国”。这样就必然需要站在世界的角度思考中国文化和思想对于世界的意义，而“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

“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个新鲜的概念，但仍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它在各个层面上以各种形式影响着现代世界，在全球化的运动中，再也没有能够逍遥“在外”的存在了。

在这样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普遍性问题亦相伴而生，对这些普遍性问题的理解必然要求着相应的普遍知识。这种普遍性知识显然无法通过退守“相对主义”的路径而获致。但我们所依凭的知识仍然是“地方性”的，并且全球化同时也意味着世界上各种文化体系和文化共同体至少在应然层面上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虽然事实中也许并未自觉），并有条件发展各自话语的自圆其说的辩护能力，。。。

有迹象表明，当下法学论著中已有越来越多强调“法律/法学”之民族性者，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似乎将民族性简单的等同于“维护本国或本民族利益”。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民族性”并非“理论的民族性”，在这些论著中，我们仍可明显的感觉到“西方情结”主导下的西方“法律/法学”知识体系对中国学者的“所思”和“如何思”的支配性影响。或者可以说，它们只不过是借用西方“法律/法学”知识体系的分析模式和论证套路在言说中国问题，这虽然是中国学者的思考，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理论。

应当承认，中国精英所抱有的追求全面先进的“富强理想”不仅没有错，反而是必须坚持的事业。但现实情景却是假“富强理想”之名的“西方情结”不仅没有将包括中国法学研究在内的众多社会科学带向先进，反而生成了许多严重制约其发展的症结。

在“西方情结”的主导下，我们不仅“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把他们视作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种种问题做非此即彼的判断。”而且把西方思想界迈入现代社会以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西方的现代性因素当然的视为中国推进和实现现代化所必须具备。。。

稍加留意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的第一次兴盛，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为基于彼时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乃至赶超西方的心情驱使下，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方式的对西方法律制度和学说的一种策略性全盘引入。而1978年后法学在中国的再度勃。。。